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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第4页）

近代化之后，教育更是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推行现代民主政治和公共治理的基石。

在几乎所有关于工业化社会的分层与流动模型里，都将教育视作个人获得职业地位的首要机制。

换言之，教育在现代社会承担了授予人力资本的功能，是帮助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梯子”。

而在众多门类的教育中，高等教育无疑已成为那架最值得向往的梯子：一纸大学文凭，在许多国家都已成为通往高级职业和体面生活的前提条件。

在中国，通过考上大学来换取丰足人生的希冀从未像今天这样真实。

大学扩招20年来，高等教育系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扩张。

高达45%的毛入学率，意味着上大学对普罗大众来说已不再是黄粱一梦，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出现第一代大学生；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大学文凭的经济回报大幅提升，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去向选择上也愈发自由和多元化；“211工程”、“985工程”以及“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等一系列重点高校建设项目正在支持多所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迈进；2008年以来，一系列倾斜性招生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人数，助学贷款、“绿色通道”等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也日臻完善。

所有这些振奋人心的事实，似乎足以令人确信：任何一个学生，不论其家庭经济背景如何，只要靠勤奋学习考上一所大学（特别是一所重点大学），他/她便可以挣脱原生家庭的限制、迈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光明未来。

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说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业已深刻地内化了这一预设。

不论是国家对重点大学公平入学机会的大力倡导，还是中产阶级父母千方百计为子女争取的择校机会，抑或是地方县市高中生分秒必争的课业安排表，以及无数公益机构想要托起的农村孩子的大学梦，还有每逢高考必然刮起的为考生加油的舆论热潮……一桩桩社会事实堆叠映衬，制造出了一种带有救赎意味的幻象——正如许多老师和家长告诉学生的那样——“考上大学之后就‘解放’了”。

这一预设同样影影绰绰地显现在学术研究界。

自从教育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至今，其主流关切稳定地集中在社会分层、入学机会和职业地位获得上，对于教育过程则关注甚少，使得高等教育的过程与其结果的关联机制长久以来处于“黑箱”状态。

当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的现实生活体验被化约成一个个结果变量，获得高等教育的学生群体内部的分化被忽略了，大学生的际遇也似乎被想当然地假定为某种同质的过程。

然而，考上大学之后，真的“解放”了吗？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

一个客观现实是，教育公平政策的确将更多第一代大学生吸纳进了大学。

然而，正如安东尼·杰克(Anthony A.Jack)的《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所言：“入学并不代表融入”p.24。

来自不同家境的学生虽然同处一座校园，但对大学的了解和在校的感受可能相距甚远。

那么，中国寒门学子在大学里究竟体验如何？他们上大学的过程是否还带着家庭背景的些许烙印？大学“入场券”与高级职业之间究竟是如何衔接的？遗憾的是，已有的知识并不能为我们充分揭示这些问题的答案。

本书旨在提醒读者注意到埋藏在这一幻象之下的现实：对于那些冲破无数壁垒、最终赢在高考的寒门学子而言，考上重点大学虽可说是一个众望所归的胜利，却更是另一轮激烈角逐的开始。

并且，由于这一轮角逐的规则更隐蔽，寒门学子的取胜难度更大，也可能经受更深刻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