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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第6页）

人们似乎有充足的理由期望他们家庭背景方面的劣势能够为优质高等教育所补足。

尽管扩招之后普通大学的文凭含金量有所下降，但人们期望顶尖大学至少应该有能力使学生的前景免于家庭背景的制约。

然而，现实情况却更加严峻。

任何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轻易感受到，即便在顶尖大学，学生也失去了对自身前景的安全感。

近年来，多篇来自985高校学生难以越过社会出身藩篱的“喟叹帖”红遍网络，自媒体平台上“985废物”和“小镇做题家”们的自嘲更是俯拾即是，甚至“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等词已经成为标识这一社会热点的专用词汇。

自嘲虽各有所指，却弥漫着一种相似的情绪——对精英高校难以平抑自身弱势背景的巨大落差感和对前景的失望：“从一个连电影院都没有的小县城，考到了全河北最好的高中，六年之后要来到国际大都市上海了，要来到倾尽我家所有小积蓄，才能勉强付个首付的上海了。

我这才发现，光考了好大学也是没有用的。

”（摘自网络热帖《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虽然网络热帖仅仅基于模糊的个体经验，但社会学家提供的研究证据也表明，上述帖子所描述的社会现象可能已经颇具现实性。

研究发现，自引入市场经济制度以来，中国城市社会阶层间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仍然远强于其流动性，大学扩招并未缓和阶层之间的激烈竞争，反而导致优势阶层转而为子女寻求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例如本科、重点高校及前景较好的专业），竞争越激烈的教育场域里阶层不平等就越严重见。

这意味着，虽然总体而言重点大学文凭确与更高的劳动力市场回报相连，但同一文凭的回报对于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却是有差别的。

即使底层子女凭借勤奋和天赋冲破高考壁垒进入了重点大学，与那些来自优渥家庭背景的同学相比，其在学业成就、就业质量、升学选择、起薪、满意度等诸多教育结果方面仍处于显著劣势见。

十年寒窗换来大学梦圆，但当他们置身于房价高企的陌生都市，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压力增大，发现自己未来的前景并非如同向来所期待的那样乐观，也不难理解为何背景平平的名校学子会陷入如此强烈的幻灭感和自我怀疑。

然而，喟叹之余，现有的知识仍不足以解答人们的困惑：名校当中究竟存在怎样的挑战，让寒门学子难以兑现他们所期待的回报？在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回答这一问题正变得越发紧迫。

虽然最终能够进入名校的学子总是极少数，但精英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名校生的体验却是个关乎全社会的重要议题。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中国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多。

特别是近年来，在一系列倾斜性录取政策的推动下，获得重点高校录取的贫困学生和农村学生数量增长迅速。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专项计划招录的学生在学业表现和生涯发展方面仍与非专项计划学生保持着明显差距，这意味着随着重点大学为越来越多的专项计划学生敞开大门，家庭背景在高等教育阶段所带来的持续限制可能会愈发成为更多学子的困扰，也将成为阻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拦路虎。

从更抽象的方面讲，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家迈耶(John Meyer)认为，高等教育机构之于现代世俗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帮助个体完成社会化、能力培训和地位分配，更是全社会秩序和规范的合法性来源，在现代国家建设中代表着进步、理性、公正、知识等具有道德神圣性的概念。

享有盛誉的名牌大学，作为高等教育质量和声望的代表，在当代已经成为全体社会成员追求公义和诉诸盼望之所。

正如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在《被选中的》一书中所言：“耶鲁怎样招生，其意义不仅仅关乎耶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