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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迷宫（第2页）

1986年，原国家教委编订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 p.2849 提出，“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双向选择’制度”，并明确提出“逐步把竞争机制正确地引入高等教育”。

1989年3月，该制度正式由国务院批准，决定在全国范围逐步实施，由此拉开了毕业生就业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序幕。

1994年，原国家教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提出建立入学收费制度，引导学生毕业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改变上学国家包、分配国家包的“两包”做法。

同年，原国家教委开始推行高校招生并轨改革试点，并在1997年在全国高校实施并轨招生，即统一收费、不再区分公费生与自费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

紧接着是势如破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

1999年，教育部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启动了高等教育大扩招，决定大幅度提高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

此后十年间，高校扩招每年都以40万人左右的规模递增。

2009—2019年期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规模基本上年均递增80万人。

经过20年的扩招，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人数，从1999年的84.8万人，升至2018年的753.3万人，相当于1999年的8.8倍。

据估算，2011—202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累计总规模达到一亿人，其中普通高校毕业生为7000万人。

201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8.1%，根据特罗的理论，中国高等教育即将由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也意味着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面对与日俱增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国家自20世纪末提出了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口号，2012年提出“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战略，2015年李克强总理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详见，更将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解决方案向市场竞争机制推进了一步。

就业市场化改革将大学生“推入”就业市场，而高校扩招政策则将更多的大学生“拉进”学校，两项政策自然导致了市场上竞争强度的激增，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膨胀。

虽然高校扩招使得千百万普通人家的孩子有机会进入大学，也标志着国家在实现教育机会公平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而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处境却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全球各个国家的经验都证明：当越来越多人持有大学文凭时，市场对教育水平的要求随即水涨船高，大学文凭作为一种用来交换职业地位的通货，其交换价值 在 市 场 上 发 生 了 萎 缩 。

美 国 社 会 学 家 柯 林 斯 (RandallCollins)在《文凭社会》一书中将这一现象称为“文凭的通货膨胀”。

胡瑞文等研究者发现，新世纪前十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已经开始大于劳动力市场中白领岗位的总需求人数，因此部分大学毕业生从白领岗位溢出、向蓝领岗位转移是必然趋势。

今天，进入大学的机会不再稀缺，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竞争却并未休止——只是争夺的重心发生了转移。

首先，正如“有效维持的不平等”(EMI)假设所预见的那样，随着优势群体进入大学的机会接近饱和，他们转而去竞争那些在教育市场上相对更有价值的通货，例如重点中学、声望更高的大学、热门专业等，越精英化的教育场域里不平等就越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