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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家境（第21页）

因为不喜欢该系的氛围，国凡后来转系到新闻学院，但听起来新闻学院仍然不能令他满意：“当初一直给我们介绍新闻的美好前景，可是谁也不会告诉你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

我发现就是新闻学教育的问题，学生从来没有任何职业规划。

新闻学院很坑爹。

”对于从小生长在深圳商人家庭的宇鑫来说，南方大学令人失望之处在于硬件设施和住宿条件：“刚来的时候是非常嫌弃的，我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哪里都不行。

基础设施和条件实在太差，跟深圳实在没法比，特别是因为还要跟高中同学有很多联系，他们有很多去香港，就落差很大”。

总之，对家境优越的大学生而言，大学是一个认知上较为熟悉、心理上有亲近感，甚至社会交往上也有些许联系的环境，入学后的适应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与他们原本的习性并无明显的冲突。

即或他们在大学中有不适应之处，他们也往往将这种不适归咎于大学，而不是自身。

况且，即或不甚满意，他们还是能够迅速利用自己的各种资源为自己赢得先机。

当大城市的中产子女对大学校园投来稀松平常、甚至是挑剔或嫌弃的目光时，来自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同学可能是第一次踏出家乡的省份、第一次踏进大学的校门。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造访过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更不用说见识过这些地方有名的大学。

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孤身一人来城市里读书，好奇、陌生、胆怯、自卑等这些词汇都不足以概括习性错置(habitus dislocation)带来的冲击——Reay等人称之为“精英休克”(“the shock of the elite”p.1110 )。

身处于名校当中，身边围绕着家境丰裕、见多识广的高阶层同学，作为少数群体的低阶层学生往往感到与周遭环境差距巨大，原先的习性不再能驾驭新的精英场域，而新场域所要求的习性和文化技能他们又不具备，因此他们只能单凭对大学仅有的片面的知识、直觉和先前的习惯来行事——也就是上文提出的“直觉依赖模式”。

习性与场域之间的不匹配对他们适应大学环境制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障碍。

首先是对周遭社会环境的差距感与疏离感，感觉自己仿佛“走错了地方”。

如布迪厄所言，习性如果突兀地进入一个与自身不配合的场域，会产生一种如同鱼离了水的感觉。

出身寒微的大学生往往发觉自己的外貌、穿着、口音、姿态、生活习惯等诸多原本习以为常的特征与名校里“默认”的风格迥然不同。

他们既难以理解新环境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又感到自己是新环境中的异类。

原有的自我认同和自尊心被动摇，个体陷入自卑感与羞耻感当中，故而无从谈起理性的自我认识和生涯规划。

本研究中家境劣势的被访者们，在进入大学之后普遍经历过一个自信心被松动乃至瓦解的阶段。

这是一段艰难的自我调整过程，长则数年，短则一两个学期，严重者甚至对自己的能力和身份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