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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第8页）

然而，无论是切身生活经历还是高等教育学者的研究结果都提醒我们意识到，大学对人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带来社会地位和物质成功，更在于奠定成年以后的自我认同、长期生活目标、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等深层精神特征。

事实上，赋予人审慎而批判的目标选择能力、激励学生追求崇高价值，恰恰是古今中外的经典高等教育哲学赋予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

教育史学家李弘祺认为，贯穿中国教育传统精神的思想核心，乃在于追求个人自身德行的完善与心灵乐趣的“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了求取外在的社会功能或工具性的自我效用。

举例来说，在《礼记·大学》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儒家教育理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把个人道德完善和性灵成长放在首要位置，至今对东亚国家的大学办学理念发挥着深远影响。

高等教育学者特罗(Martin Trow)特别指出，在如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各类教育形态层出不穷，精英高等教育的核心特征即是启发学生追求更重要的志向，并对实现这些志向提供必要的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教育者们最重要的工作，却在社会学家们的研究里被隐落埋没了。

浮现在两种学科思路之间的张力，孕育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学生的社会出身与他们在一流大学里所受的精英教育如何对学生的生涯选择共同产生影响，从而促成了毕业出路及其预期职业前景上的优势差异？由此，立足于现有解释的不足，本研究试图沿着一条新的发问思路去理解名校大学生毕业出路优势的分化现象：悬置再生产假设和“经济人”假设，去倾听学生们自己的声音，他们为何这样选择，他们如此选择的意图是如何形成的，大学所提供的教育在此过程中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沿袭理性选择理论的主张，本研究假设学生对自己的生涯目标和毕业去向作出的选择是基于某种目的的审慎选择，而且大学生的家庭背景（无论是以父母教育程度还是父母职业、家庭财富为代表）的确可能构成了约束他们选择的重要条件。

不过，与传统的理性选择解释不同，在本研究的前提假设中，其选择不一定仅基于经济利益计算的工具理性，还可能受到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文化因素和价值理性的引导。

而与过分强调结构力量的路径不同，本研究将他们所身处的大学校园看作是一个充斥着多元价值目标和行动逻辑的“意义竞技场”，学生在其中有相当大的空间发挥其能动性，在不同的目标和机会之间做出选择。

本研究的中心任务，就在于通过对中国两所顶尖研究型大学62名毕业生的跟踪个案研究，运用阐释学方法去理解他们的毕业出路选择背后的“意向”是如何在大学过程中形成的，即“为何如此选择？”。

其次，在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下对家庭背景或社会出身造成出路优（劣）势的分化机制进行解释，即“分化如何形成？”。

本研究聚焦于一流大学，基于两种考虑：第一，其研究必要性最为迫切。

这类大学是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的最高水准的高等教育，其招生的高度选择性已经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学生在天赋和才能上的差异。

一流大学的学生作为最高强度筛选下的“幸存者”，毕业出路尚且受到社会出身的牵制，遑论更低层次的大学。

第二，其所面临的价值和意义冲突最为尖锐，身在其中的寒门学子可能尤其迷茫。

出于自身的精英属性，一流大学必将坚守其传统的精英教育价值，试图激励学生不满足于个人功利、去追求崇高理想；而另一方面却必须面临社会对凭借其文凭实现物质成功的期待。

在人人艳羡的名校校园里探索着自身可能性的青年才俊们，似乎有了选择明天的权力，却又似乎牢牢地被社会出身维系住；似乎想要继承父辈们的物质追求，却常常可能在五花八门的价值话语之间迷失方向……某种意义上，精英大学犹如一个天然的实验室，为探讨结构与能动性、文化与行动等宏大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中观的观察环境，而去理解身处其中的学生们，正是接近这些议题的一把钥匙。

关于本书从2015年秋到2017年初，我陆续在分跨南北方的两所著名大学（出于研究伦理考虑，以下均使用化名“北方大学”与“南方大学”指代）访谈了38名家境各异的男性毕业班学生，详细询问了他们的成长背景、在大学的经历和感受，以及他们是如何决定毕业出路的，平均访谈时长约3小时。

对于那些初次接受访谈之时尚未决定出路者，我会在访谈之后与他们建立后续的联络，直到他们最终确定去向，并听他们讲述做出该选择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