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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第9页）

对于那些初次接受访谈之时尚未决定出路者，我会在访谈之后与他们建立后续的联络，直到他们最终确定去向，并听他们讲述做出该选择的缘由。

考虑到一流大学中求职的主力军是研究生群体，我在选取访谈对象时有意识地扩大了研究生的比例，并确保所有被访者都是在本校或同等水准的重点大学接受了本科教育。

2017年暑假和2018年暑假，受复旦高等教育研究所牛新春老师之邀，我又在南方大学访谈了24名主要来自较低阶层背景的毕业班本科生。

此番访谈使我补充了更多女性和本科生的个案，基本上没有改变我第一轮访谈所得出的发现，而是使我更加确认了前一阶段的结论的确具有某种程度的广泛性。

如果说整本书有什么是我最迫切想和读者分享的，那就是当我将自己浸没在被访者的声音中，我的发现恰恰挑战了自己先前想当然的前提假设——学生的毕业去向都是他们有意图地主动选择的结果。

受韦伯的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理论的影响，我预先假定了“选择毕业去向”这一行动总是出于清晰的、足以构成行动动机的目的，只不过对目的和手段的选取受到了外在价值规范的约束。

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我逐渐意识到，比起先前目的论的“理性行动者”预设，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似乎更具现实性。

实践者的行动受到既往经验塑造的行动图式系统——习性(habitus)的限制，在其所能调适的范围内享有各种思想、感知和行动的自由。

因而，在习性的作用下所生成的实践活动，能够客观地“得到调节”并“合乎规则”，而并非有意识地目的性活动和服从某些外部规则的结果p.53。

被访者的切身经历表明，大学生的出路结果不总是出于有意识的选择。

不少人的毕业出路更恰当地说是一种无意识、非理性的“被选择”，即在全无计划的情形下临时抓住一个恰好够得着的机会。

然而，正如第一章试图论述的，就客观的场域规则而言，在当前所面临的升学、就业市场和竞争环境下，大学生要获得有优势的毕业出路，就需要在入学后尽可能快而清晰地确立生涯发展方向甚至具体的职业目标，并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手段、利用大学的资源去尽可能地实现目标。

我的研究则发现，名校大学生在组织大学生活的方式上，特别是在树立生涯目标方面存在着系统性的阶层差异，更不用说不同阶层在运用有效手段去实现目标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

毕业出路不平等的症结在于，即便是同处名校、有同样的资源可以利用，寒门学子却仍然在上述两个方面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从而使他们的教育文凭在被“兑现”为优势出路的环节打了折扣。

无疑，与家境相连的方方面面的欠缺都可能构成获得优势出路的拦路虎，例如欠缺的经济能力、匮乏的关系网络，以及家人有限的智力支持……不过，我在书中想着重揭示的是一重更为隐蔽的文化障碍，即一种因不具备精英大学中被默认掌握的 文 化 知 识 (cultural knowledge) 和 文 化 技 能 (culturalcompetence)而造成的无形障碍，既不利于较低阶层大学生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也不利于他们产生主观的自我认同和对自身出路的满意感。

在所有的教育机构里，文化障碍在一流大学中尤为突出。

因为今天的一流大学远非一个控制森严、整齐划一的场域，也并非一个精英化到能够完全消除轨迹差别的狭窄空间。

恰恰相反，不同阶层背景的学生都身处其中，并享有相当多的闲暇和自由，这就对文化障碍的形成奠定了土壤。

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指出，即使在学历相同的情况下，社会出身的差别仍然体现为文化能力的差别：“首先，当人们对一种严格的、可严格评测的能力要求越少，而对一种文化的熟习要求越多，这种差别就越明显；第二，当人们从最具‘学术’特征的和最‘正统’的文化空间转向‘课余’文化这种更松散和自由的文化空间，这种差别就越明显”。

p.63受布迪厄及其后继者的理论启发，我在本书中揭示了根植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习性是如何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大学生活的实践图式——“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并系统地分析了两种模式下学生是如何遵循各自的逻辑安排自己的时间与精力。